何长秀：唱响淮剧“咏叹调”

与年近八十的淮剧艺术家何长秀约在修葺一新后的“上海文艺活动中心”见面真的不是我偷懒，而是当这位自1976年就调入上海淮剧团，曾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奖、上海白玉兰表演艺术奖的老艺术家对文联感情深厚，老人的声音隔着电话听起来有一种孩子般的雀跃：“那是我过去常常活动、表演的地方，听说变了样，怎么也该去看看。”而当我真正与她面对面开始聊天时，才发现原来“闻其声如见其人”是有道理的——这位八十岁的老人心里简直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除了外貌上有着圆润的脸庞、弯弯的柳叶眉和总是明亮带笑的双眼外，多年的旦角演出更让她一笑起来就自然地双手捂脸或者低头掩嘴，简直少女心满满。把这样的感觉告诉她，何长秀又掩嘴一笑：“我就是现在也能从闺门旦演到老旦，淮剧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都已经融在我的血液中啦。” 

“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何长秀看来，自己就是为淮剧而生的：“我的父亲何益山是观众最喜爱的淮剧演员之一，我的母亲袁彩凤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早早离开了舞台，但至少当我还在她腹中的时候，她就时常‘兜’着我在舞台上表演，可以说我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淮剧熏陶，与之结缘了。”出生之后的何长秀从小就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的演出，当父亲在台上表演时，她就住在舞台边的阁楼上，舞台上琴声一起，锣鼓一响，她便睁大好奇的眼睛，看着原本空荡荡的舞台忽然变得人来人往、花团锦簇，一幕幕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就在这么一方小小的天地轮番上演，幼小的何长秀觉得神奇极了，心里便种下了向往的种子。“我的整个童年记忆就是在阁楼的窗边，面对舞台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有些戏文听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听不懂，但嘴上却不知不觉已经会唱了。”就这样，何长秀虽然当时并没有立志要做一名淮剧演员，父亲也从未考虑让她拜师学戏，但这得天独厚的环境，已经为她将来有一天走上淮剧舞台奠定了基础。 

不过，虽然“命里要走这条路”，但何长秀和她的父亲恐怕都没有想到，她的第一次登台会那么“草率”。那天，父亲的剧团正在沪北大剧院演出《嫦娥奔月》，临开演前夕，一位演员却突发急病住了院，眼看“四仙女”中戏份最重的那个开了天窗，何益山老先生正心急如焚手足无措的时候，看到自家十五岁的小女儿放学进了家门。“我爸爸看到我眼睛一亮，急切地问，长秀长秀，现在‘四仙女’中少了个领头的仙女，你敢不敢上？”时隔六十年，如今已是古稀的何长秀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感慨父亲对自己真是了解：“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就问‘敢不敢’，我从小就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这么一‘激’，我马山就应他‘有什么不敢的’？于是就赶鸭子上架，翻开了我淮剧生涯的第一页。”就这样，还是小学生的何长秀因为那一次救场而被父亲看到了她闪光的天分，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与促进下，放下了红领巾和小书包，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正式走上了学戏的道路。 

说到自己“初生牛犊”的猛劲儿，何长秀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在舞台边长大的，看的戏数不胜数，所以一旦开始学戏就突飞猛进，因此也胆子更加壮了，什么活儿都敢接，什么角色都敢演。一次，剧团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可以进驻黄浦剧场演出看家戏《白虎堂》——当时能进黄浦剧场演出十分难得，因此全剧团都十分重视。然而，《白虎堂》中有个重要角色“佘太君”，原本是由剧团的老前辈担当的，但这位老前辈因为长期出演“穷老旦”，已经不适合在正式演出里担当“佘太君”了。有了之前的“救场”先例，何长秀的父亲于是又想到了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儿。“父亲又来问我，你敢不敢？我还是脱口而出：敢！”就这样，年纪轻轻的何长秀直接从“闺门旦”化身“老旦”上了舞台。然而接下去的演出让何长秀至今回忆起来都啼笑皆非：因为父亲何益山在戏中出演寇准，台上要称佘太君一声“伯母”，台下熟知这一对父女关系的观众一阵发笑；而何长秀的大哥出演杨宗保，更是要口口声声叫佘太君“祖母”，台下的观众又一阵笑；而表哥周筱芳更是得对着小表妹叫“母亲”，台下的观众简直欢乐得不得了。“结果我竟意外成了这出戏的一个大亮点，从此被观众熟知和喜爱。”忆往昔亲情融融的舞台，面前这位古稀却并不衰老的老艺术家笑得一派小儿女情态。

“在台上害怕，是因为在台下的不知害怕” 

如果说《嫦娥奔月》里的小仙女是何长秀凭着一股冲劲展示的新莺初啼，那么《哑女告状》里的掌赛珠，则让何长秀真正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开始琢磨、钻研淮剧的表演艺术——而这个角色至今仍是何长秀最广为人知也是最被戏迷乐道和喜爱的代表角色之一。从清纯小仙女变身恶毒心机女，在何长秀看来可不是只靠扮相和台词的改变就能“说服”观众。“《哑女告状》一上演就场场爆满，甚至被许多剧种移植过去。更有观众连看几场，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你演的掌赛珠的确漂亮，但你却让我恨之入骨！’我听到这样的评论不但不生气，反而由衷地高兴，这说明我塑造人物成功了。”而“塑造人物”这个理念的形成，正是她从一名“有天分的小演员”成为一名“淮剧艺术家”所必须经历的重要一步——值得一提的是，何长秀这一步的迈出，却不是因为勇敢，而是源自胆怯。 

“我一直觉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演出《嫦娥奔月》是因为不知天高地厚，但随着我演出次数的增多，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所演出的人物，与观众的期望很有距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在舞台上就越来越心虚，甚至开始有了惧怕的感觉——怕自己演不好，怕被观众看穿我的没有底气，这种感不自信深深左右了我，甚至影响到了我的演出。”谈到青年时期的这一段瓶颈期，何长秀苦着一张脸，眉毛鼻子都皱成一团——恐怕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多年的舞台表演让她的表情与情绪如此同步又传神，我完全可以想象这张脸在舞台上会有多么丰富的感染力。幸运的是，她的困惑很快就被点醒了。“一次，我参加现代戏《拾棉花》的演出，一出场我就胆怯了，我告诉导演，一上舞台我就害怕，怎么办？导演却很了然：‘你在台上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在台下不害怕’。”这话何长秀在当场并没有完全懂，但很快她就理解了导演的意思：过去自己在台上毫无畏惧，是因为自己对角色的无知，反正所有的动作和台词都有套路，只要按照原有的一套有样学样就可以完成任务；但一旦演员对自己的角色有了理解的需求，就会去捉摸和研究这个角色背后的很多东西，而往往这些台下的功课做得越多，就越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越感到“害怕”。   导演的一席话让年轻的何长秀醍醐灌顶，自那以后，每次拿到剧本她都认真研读、潜心琢磨，每一个小环节都不放过。“一个剧目在得到观众认可以后，导演也没什么异议时，演员想要突破是很困难的。许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将就过去了，另一些人在这个时候，会怕自己突破不好反而‘砸了牌子’，也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了。但我总想，牌子是自己一点一点竖起来的，如果总是没有突破，没有提高，一直停留在自己最初的水平线上，那么牌子迟早还是会被自己砸掉的。”带着这样“不破不立”的决断之心，何长秀在拿到《哑女告状》的掌赛珠一角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通读剧本——在她看来，要进入角色，所有准备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剧本读懂、读透。很多年轻演员身段和嗓音条件都很好，但在台上的演出却总好像隔靴搔痒，踩不到点上，就是因为这第一步没走好。谈到这个话题，何长秀有些忧心：“现在依然许多演员一拿到剧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戏，有多少唱段，如果这样读剧本，就会把自己从整体中分割出来，那么即使你的表演再精彩，但你的人物游离在戏外，就必然破坏了舞台的某种内在的和谐。而戏曲舞台的美正在于每一个人物之前的和谐，如果只关注自己的戏，就会破坏整体的美，而没有整体的美，个人的美也就无法体现了。” 

正是因为践行了自己的这一宗旨，何长秀通过对剧本的深度解读，了解到自己的角色“掌赛珠”是个年轻美丽却又心狠手辣的反面角色。如何在舞台上体现这一角色？她首先在行当的选择上就犯了难：掌赛珠的性格可以用“泼、恶、诈、俗”四字来概括，这好像是“彩旦”一路的，也可以归到“风骚旦”一路，总之按坏女人这一路演法总是“顺理成章”的，但也就势必“脸谱化”了。开排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的何长秀心里很焦急，却又不肯妥协。也许正应了那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一次对剧本的精读过程中，何长秀忽然从“男主角”陈光祖的唱词中找到了答案——掌赛珠毒害了姐姐并冒充她与姐夫陈光祖成婚之时，不知真相的陈光祖有一句唱词“看夫人满面娇羞桃花样，恰似那梨花带雨淡淡妆”。“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掌赛珠与姐姐掌上珠长得相似，她既然敢顶替姐姐嫁给陈光祖，必然在语言和行为上也会尽可能相似地模仿姐姐才对，否则一上来就泼辣凶恶，不是马上就穿帮了么——新娘是假的，但并没被新郎发现，说明她的言行举止完全是学足了姐姐那一路的，而姐姐是个大家闺秀，我怎么能用‘风骚旦’或者‘彩旦’去演绎呢？”最终，何长秀决定用“闺门旦”的行当去塑造掌赛珠这个人物，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哑女告状》创下了连演几百场、场场爆满的记录。“掌赛珠”这个让观众恨之入骨又印象深刻的人物也成为了何长秀的代表作，这都与她始终对舞台和角色“心怀敬畏”是分不开的。 

说到这里，何长秀忽然有些感慨：“我总觉得在剧场里如果观众走神了，原因在我们演员。”在她看来，如今戏曲不景气，有些演员总要抱怨是因为现在的人不爱看戏了，都去看美国大片、听流行歌曲了。但其实观众不爱看戏的原因，究其根本并不在美国大片和流行歌曲，而在戏曲本身。“解放前也有美国大片和流行歌曲啊，上海还有跑马厅、赌场，但即使那样，剧院里也总是人声鼎沸啊——那时候上海的人口连现在的一半都不到呢。所以观众不爱看戏，我们只能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戏怎么样？自己演得怎么样？” 

“谁说淮剧里不能唱咏叹调” 

作为淮剧的传承人，何长秀从父辈和前辈那里得到了很多文化馈赠，特别是淮剧名家筱文艳，更是与她颇有渊源。1959年，筱文艳就曾在《新民晚报》发表题为《阳光普照花满枝》的文章，对彼时初露头角的何长秀给与关注和鼓励；同年何长秀以《千里送京娘》一剧参加上海市青年戏剧汇演，筱文艳老师更是在百忙中抽空对她扮演的赵京娘进行多次精心辅导，使得何长秀的这一次演出获得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中国唱片厂还将此剧灌制成了唱片，这对一个青年新秀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与肯定；1979年，当何长秀被调进上海淮剧团、担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淮三班”教学老师的时候，她将从筱文艳老师那里学来的《千里送京娘》原原本本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当然，所谓传承，除了技艺，更在精神。当年筱文艳老师鼓励自己于微时，那份谦逊与真诚深深地感动了何长秀，以至于当她有朝一日名声鹊起可以与老师同台演出的时候，她的佘太君原本有一句响亮的高音是用来博彩头的（引发观众鼓掌喝彩），她却把它降调处理过去了，因为“不能盖过老师”。而筱文艳当然察觉到了此处的“失常”，下场后就连忙问原因，得知何长秀的用心与情谊后也是深受感动，特意让人把她从后台叫来合影。这张珍贵的合影，从此被何长秀珍藏了近半个世纪。 

虽然身上担负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但何长秀却并不是个食古不化的“文化守墓人”，相反，她一生积极从各种剧种中取长补短丰富淮剧的表演，更是把从西洋歌剧中学来的发声技巧融入淮剧的唱腔当中，改良了传统淮剧中“大门腔”的唱法，形成了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淮剧咏叹调”。原来，传统淮剧中所谓“大门腔”就是扯着嗓子喊，到高音处便是“脸红脖子粗”，不仅仪态不美，更大的弊端在于非常损伤演员的声带，往往这样唱法的演员演出寿命都不长久。“我们戏曲演员最怕听到‘倒嗓’二字，许多演员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却因为用嗓不科学而不得不过早地离开舞台，实在可惜。”生在梨园世家的何长秀自然见多了此类悲剧，但如何能够减缓甚至制止悲剧的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何长秀的一块心病。直到有一年，上海文化局想要提高各剧种中青年演员的演唱水平，便请了上海歌剧院一位教声乐的老师巡回于各剧团之间教授大家西方体系的科学发声法，这一番耳目一新的文化碰撞，终于让何长秀为淮剧的唱腔改良找到了一条出路。 

“歌剧院的吴少伟老师对我影响巨大。”虽然针对淮剧的唱腔改良基本靠的是自己的摸索与总结，但何长秀从来不居功不讳言，对这个启迪了自己的“老师”充满感恩：“吴老师教给我们的就是三样，吸气、储气、用气。但这三样太重要了，我尝试过之后，觉得非常神奇，感觉自己的音域一下子就被打开了，以前无法达到的低音和高音都应用自如，完全可以贯穿‘花旦’和‘老旦’的唱腔。”科学的发声方法为何长秀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发现所谓的“吸气、储气、用气”，前两者只是手段，只要多加训练就可以做到，但最后的“用气”才是这一套理论“洋为中用”的关键。在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实践之后，何长秀总结出了“以气托音，以音行腔”的八字方针，前四个字是讲演唱方法的，后四个字是讲以声传情的。在何长秀的这一套“中西结合”的理论体系中，“以气托音”有两个层面，一是根据高低音，摆正气的位置，这个一般有经验的演员都能做到；另一层意思是：如何“储气”如何“用气”大有讲究，“储气”是为了“用气”，用了气又必须再“储气”，因此每个演员都必须对每一唱段做好仔细安排。而“以音行腔”则强调感情色彩，既要对唱腔理解，更要能够在旋律中准确的找到感情的起止点、休止符，用以调整用气。可以说这一套理论的行成，全靠何长秀运用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摸索、研究而来。 

为此，何长秀还发明了“文竹测气”大法：“我在家练习的时候，总是先为一段唱腔做好细致安排：它由几个音节组成，哪里适合储气，哪里需要用气，甚至一句长腔里哪里需要‘偷气’。储气和偷气都要尽可能不露痕迹，行腔中的运气也要有计划，什么时候轻，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弱，什么时候强，都要心中有数。”提到自己的独门“八字方针”，何长秀的脸上一下子神采飞扬，两条弯弯的眉毛高高扬起，仿佛孩子般自豪中带着一点点炫耀：“我练唱的时候就面对着家里的一棵文竹，吸气吐气间什么时候允许它抖动，什么时候不允许它抖动，全都掌握得分毫不差。这个时候再到台上，又从容又轻松，这对于台下的观众才是最好的欣赏状态——否则那些老戏迷一听就知道你在吃力，他还要帮你捏一把汗，那么欣赏戏剧的心情就荡然无存了呀。”说到如何用气的话题时，为了举例，何长秀常常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一会儿是又甜又嗲的二八少女，一会儿是粗哑威严的老朽妇人，只见她切换自如，毫不费劲，显然正是得益于自己“以气托音，以音行腔”的创新式唱腔。 

如今，年近八十的何长秀已经退下了舞台，但她却任然活跃在淮剧的传承之路上，除了躬身教学之外，也一直关心着淮剧事业的发展：“近年来我欣喜地看到《金龙与蜉蝣》这样的新编好戏给淮剧舞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不无遗憾地眼看着淮剧这一直接脱胎于京剧的古老剧种日渐式微，但我心中始终是充满乐观的。当我看到自己教的孩子们使用经我改良的发声方式，唱出原汁原味的从筱文艳老师那里传承下来的唱段时，总是仿佛看到童年时拿了两条毛巾当水袖甩的自己——淮剧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它们的生命力之强大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喜欢它，它就不会消亡。”这最后的一句话何长秀说得并不慷慨激昂，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平淡语调，就像所有被笃信的承诺那样，说话的人心里一点也不怀疑，于是我们也就一点都不怀疑了。

（本文来源：《上海采风》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