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上海淮剧的特殊风格

上海的文化海纳百川，多少样式、多少品类的文化形态进入上海，都会在这个大熔炉、大学校里成长发展，都会在这个大家庭里享受艰难和温暖，都会有说不尽的悲欢故事值得回忆盘点，值得纪念。 

淮剧在上海的百年岁月，相当崎岖艰辛，可以说没有过多少富裕日子，但淮剧对上海文化乃至经济建设，的确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淮剧到上海来，不是来上学进修，不是来经商发财，也不是到大剧场里打天下，它是随上世纪初大量苏北难民逃到上海、靠一些粗浅老戏谋生的。淮剧艺人本身，往往就是难民。其后几十年，苏北难民不断涌来，多数成为工厂工人、码头苦力等。淮剧只能在杨树浦，闸北的三四流剧场甚至是露天大棚演出，主要为苏北同乡服务。他们进不了中心地区的大剧院，进不了主流文化的欣赏圈。淮剧艺人和淮剧观众都属于社会的底层。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生态环境也养成了淮剧的特殊境遇和特有性格。一方面培育出了淮剧艺术的粗犷风格，一方面涵养了淮剧艺人的朴实艰苦作风，而最有意义的，是日积月累地促成了淮剧艺人和淮剧观众(绝大多数是纱厂、电车公司等产业工人)的亲密关系。我至今还记得在上海解放初期，工人翻身做主，每当某淮剧团演出好戏，散戏后遇到交通不便时，电车工会专门调出车辆，到剧场附近等候散场送客，这是其他剧种见不到的动人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淮剧是为上海工人提供文化生活最多的剧种，也正因此，解放前后上海的淮剧团很快发展到十几个。 

戏曲艺术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尽管艺人贫困、艺术粗糙，但只要有了观众，就会有竞争；有了竞争，就会出人、出戏、有提高，就会有更多观众。淮剧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在它进入上海之前，在苏北故乡贫穷农村中，其艺术水平的提高是极慢的。进入上海后，淮剧有了相对集中的市场，有了一定范围的艺术竞争，有了向兄弟剧种学习的机会，有了大量观众的爱好，它的艺术才有了较快发展。40年代末，上海淮剧已出现了马麟童、何益山、筱文艳、何叫天等著名演员，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常演剧目，音乐也已逐渐成熟。就这样，淮剧旁突出，成为大上海的常驻剧种之一，其艺术实力甚至超过了江苏老家的同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1949年淮剧以一个上海重要剧种的身份迎接上海解放和新中国建立，受到特殊的重视。当时我在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局里在沪西曹家渡一带，将一个旧剧场改建定名为沪西工人剧场，这是上海第一个国营剧场，其演出剧团的主力就是淮剧。50年代初上海开始组建国办剧团，淮剧也是第一批由民营公助成为国办剧团的。 

由此，上海淮剧艺术获得了优良的生态环境，蒸蒸日上。1952年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淮剧作为华东代表性剧种之一，带着新创的《王贵与李香香》和传统的《蓝桥会》等参加演出，受到很高评价。许多专家对《蓝桥会》这一折子戏中全是演唱没有道白，都大为赞美。这一时期，算得上是上海淮剧艺术第一个高潮期。 

艺术发展常常要走曲折的路。新社会中的淮剧，生存大环境有了良性变化，艺术步入正轨，却也使自己原本就有却不显著的局限性逐渐突显出来了。淮剧观众主体是苏北同乡，而苏北也在不断繁荣发展，到上海找出路的人越来越少。长住上海的同乡老观众的第二、第三代人越来越上海化，乡情不那么浓了。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压得整个戏曲生存艰难，淮剧自不例外。于是剧团少了，艺术家少了，竞争力少了，提高也慢了。“文革”之后，淮剧复生，但这些原先局限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的积极因素，是让人们思想解放、眼界开阔、头脑灵活。淮剧在此基础上激发出了创造精神，出现了《金龙与蜉蝣》的巨大成功，出现了“都市新淮剧”的新理念。作为淮剧的一次重大突破，《金龙与蜉蝣》一方面扩大了观众对象，一方面对艺术提出了更高品位的追求――所谓更高品位，绝不是指脱离观众孤芳自赏。可以说，淮剧在新时期的新突破，使淮剧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 

当然不能忽略一个重要因素――江苏淮剧近几十年的发展提高与上海淮剧相互促进的影响。不过这是有关淮剧整体发展提高的全面性问题，不是这篇短文所能探讨的。单就上海淮剧而论，我以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应当还是从文学到舞台艺术的进一步全面创新。 

淮剧已是上海自己的剧种，不过今后在上海显然不可能再出现十几个淮剧团并存的景象。上海只有一个淮剧团，它同江苏的淮剧团互为友军，协作关系远大竞争关系。在上海，淮剧需同京、越、沪等兄弟剧种竞争，还要同其他舞台形式争夺观众，艺术上靠什么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呢?换句话说，淮剧艺术有哪些唯我特有或我比你强，而又为淮剧观众(不止于苏北老乡)所欢迎的东西呢?过去《金龙与蜉蝣》应该算一个，近年如江苏淮剧团的《祥林嫂》也是极为难得的。总之，上海淮剧一定要创造出上海淮剧的特有风格。 

热切盼望上海淮剧能以更踏实也更有远见的革新精神，走好第二个百年之旅。

（本文来源：《上海戏剧》,2007 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