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对“西路”淮剧的影响

  运河文化催生了淮剧
  淮安地处运河两岸、淮河下游,这里自古巫风盛行,民间的船民、渔民、农民以及部分市民都十分相信船头会、火星会、太平会、青苗会、收猖会等迷信活动。为驱邪避凶、酬神祭鬼,经常请“僮子”们念偈跳神、祷祀还愿。“僮子”们为娱悦民众,常在祭神之余,装扮人物演唱巫书、神书和劝世文中的故事关目,也有模仿戏曲的表演,演唱些民间故事或传说中的故事,这样的演出即被称为“香火戏”。这些香火艺人大多是亦农亦艺、半农半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卖艺,年成不好时还要流浪行乞,以唱“门头调”维持生活。他们演唱的曲调,都是由秧歌、田歌、牛歌、各类号子等乡音土调融合而成的。地处上河地区的淮安楚州、涟水的语言声调硬而高,这里的号子、牛歌也高亢、奔放;下河地区的建湖、盐城的语言声调软而低,这里的田歌、秧歌则较为柔美、抒情。正因为语言和风俗略有差异,所以在后来就形成了西路和东路的演唱风格。楚州区、涟水县、淮阴区的淮剧便成了“西路”淮剧。以上海淮剧团筱文艳为代表的自由调则为“南路”。
  唱“门头调”和唱小戏以及从事民间说唱的艺人们,也常合在一起演出“香火戏”。其中一些三样都能的艺人,被观众称为“三伙子”或“三可子”,所以“香火戏”也称“三可戏”。
  “三可戏”在民间的生长和流传时,正是徽剧随着徽商在河运发达的两淮地区盛行的时期。有些唱“三可戏”的艺人为了糊口,主动与唱徽剧的一起搭班演出,唱徽剧的艺人也有加入到“三可子”行列里来的。两个剧种同台演出,谓之“徽夹可”。在徽剧的影响下,“三可戏”的唱腔和表演艺术不断提高,演出剧目不断丰富。到了辛亥革命前,“三可子”班社开始从苏北农村进入城市,从草台走进了戏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洪泽湖泛滥,上、下河地区一片汪洋,部分艺人逃荒渡过长江。上河地区的杨子良、沈月红、大友子、二友子以及薛如贵等人,分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沈玉波、石景琪等和下河地区的艺人们都先后到达了上海。“三可戏”流入到江南后,被称为江淮戏或江北戏。
  诸多的苏北劳苦大众也都流落到了苏南和上海。当时,上海的工厂、码头、拉黄包车的、澡堂服务的,都是苏北人。在这里江淮戏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演出也逐渐红火起来。有些原来唱京剧的艺人,也先后加入到演唱江淮戏的队伍中。京剧和淮剧同台演出,又被称为“京夹可”。江淮戏在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上海唱戏的艺人回到家乡,又把在上海学到的技艺带回来,从而促进了两淮戏曲的发展。
  江淮戏在苏南大发展的同时,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其时,以“三可戏”、“香火调”演出的剧目被称为淮戏。它的创作和演出,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良好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淮剧在两淮地区又有了新的发展。原来的清江市、淮阴县、淮安县、涟水县、金湖县、洪泽县、盱眙县等,都建有县市级淮剧团。
  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娱乐形式增多而且丰富多彩,戏曲演唱形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市公办的演出团体,目前只有淮安市淮剧团、淮安市淮剧二团、涟水县淮剧团在坚持常年演出。但在城镇和农村,民办的淮剧团和业余的淮剧活动却很活跃。全市各县区大大小小的演出团、组有数十个之多。如涟水县南集镇的涟南淮剧团,农忙务农,农闲演出,还到临近县乡以及盐城市各县乡去巡回演出。这些靠运河水养活的亦农亦艺、大大小小的淮剧班子,深深植根于运河流域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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