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对“西路”淮剧的影响

　　运河文化催生了淮剧

　　淮安地处运河两岸、淮河下游，这里自古巫风盛行，民间的船民、渔民、农民以及部分市民都十分相信船头会、火星会、太平会、青苗会、收猖会等迷信活动。为驱邪避凶、酬神祭鬼，经常请“僮子”们念偈跳神、祷祀还愿。“僮子”们为娱悦民众，常在祭神之余，装扮人物演唱巫书、神书和劝世文中的故事关目，也有模仿戏曲的表演，演唱些民间故事或传说中的故事，这样的演出即被称为“香火戏”。这些香火艺人大多是亦农亦艺、半农半艺，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卖艺，年成不好时还要流浪行乞，以唱“门头调”维持生活。他们演唱的曲调，都是由秧歌、田歌、牛歌、各类号子等乡音土调融合而成的。地处上河地区的淮安楚州、涟水的语言声调硬而高，这里的号子、牛歌也高亢、奔放；下河地区的建湖、盐城的语言声调软而低，这里的田歌、秧歌则较为柔美、抒情。正因为语言和风俗略有差异，所以在后来就形成了西路和东路的演唱风格。楚州区、涟水县、淮阴区的淮剧便成了“西路”淮剧。以上海淮剧团筱文艳为代表的自由调则为“南路”。

　　唱“门头调”和唱小戏以及从事民间说唱的艺人们，也常合在一起演出“香火戏”。其中一些三样都能的艺人，被观众称为“三伙子”或“三可子”，所以“香火戏”也称“三可戏”。

　　“三可戏”在民间的生长和流传时，正是徽剧随着徽商在河运发达的两淮地区盛行的时期。有些唱“三可戏”的艺人为了糊口，主动与唱徽剧的一起搭班演出，唱徽剧的艺人也有加入到“三可子”行列里来的。两个剧种同台演出，谓之“徽夹可”。在徽剧的影响下，“三可戏”的唱腔和表演艺术不断提高，演出剧目不断丰富。到了辛亥革命前，“三可子”班社开始从苏北农村进入城市，从草台走进了戏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洪泽湖泛滥，上、下河地区一片汪洋，部分艺人逃荒渡过长江。上河地区的杨子良、沈月红、大友子、二友子以及薛如贵等人，分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沈玉波、石景琪等和下河地区的艺人们都先后到达了上海。“三可戏”流入到江南后，被称为江淮戏或江北戏。

　　诸多的苏北劳苦大众也都流落到了苏南和上海。当时，上海的工厂、码头、拉黄包车的、澡堂服务的，都是苏北人。在这里江淮戏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演出也逐渐红火起来。有些原来唱京剧的艺人，也先后加入到演唱江淮戏的队伍中。京剧和淮剧同台演出，又被称为“京夹可”。江淮戏在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在上海唱戏的艺人回到家乡，又把在上海学到的技艺带回来，从而促进了两淮戏曲的发展。

　　江淮戏在苏南大发展的同时，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其时，以“三可戏”、“香火调”演出的剧目被称为淮戏。它的创作和演出，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良好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淮剧在两淮地区又有了新的发展。原来的清江市、淮阴县、淮安县、涟水县、金湖县、洪泽县、盱眙县等，都建有县市级淮剧团。

　　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社会娱乐形式增多而且丰富多彩，戏曲演唱形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我市公办的演出团体，目前只有淮安市淮剧团、淮安市淮剧二团、涟水县淮剧团在坚持常年演出。但在城镇和农村，民办的淮剧团和业余的淮剧活动却很活跃。全市各县区大大小小的演出团、组有数十个之多。如涟水县南集镇的涟南淮剧团，农忙务农，农闲演出，还到临近县乡以及盐城市各县乡去巡回演出。这些靠运河水养活的亦农亦艺、大大小小的淮剧班子，深深植根于运河流域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