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剧文化的摇篮——阜宁

　　阜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涌现出若干优秀的淮剧艺术人才，这是淮剧界同仁和广大淮剧爱好者有目共睹的事实。如已故的著名编导吕行，著名编导、淮剧音乐设计田润斌，著名淮剧演员马惠珍、耿一飞、梁国英，著名淮剧音乐设计、歌曲作者刘伯强等；正活跃在淮剧艺术的舞台上的。如“三朵梅”（三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之二--梁伟平、王书龙等。吕行、田润斌的编导艺术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30年间曾经有过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他们合作编导的代表作有《急拿王兆》、《旱地稻花香》、《换良种》、《一字值千金》等。这些剧目都曾获得省级奖励。《一字值千金》还获得文化部授予的“优秀演出奖”。马惠珍、耿一飞是两位在一定时期内为盐阜广大淮剧观众所喜爱的淮剧明星。刘伯强参与音乐设计与独立音乐设计的《一字值千金》和《画像》均受文化部表彰，其淮剧新腔创作《小夫妻卖余粮》曾在盐城市夺魁。后起之秀董振宁的小淮剧《画像》（与吴启鹏合作编剧）三次进京，获文化部“群星奖”金奖。王亚飞的《剖腹记》（与成进森合作）获江苏省首届淮剧节一等奖。由我县剧作者创作、江苏省淮剧团演出的《青豆与红豆》获省优秀编剧奖、首届江苏文化艺术茉莉花奖、省第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阜宁的淮剧艺术人才群星荟萃，异彩纷呈，成为盐阜大地上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那么，阜宁为什么会成为淮剧艺术人才的摇篮呢？笔者认为似应从历史的政治的民本的角度去探寻其奥秘。

　　得天独厚的地域淮剧历史文化积淀。淮剧，又称“淮戏”、“江淮戏”，约在清代形成，其发源地为苏北里下河地区。江苏省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运河以东，置有淮安、淮阴（上河）、宝应（里河）、盐城、阜宁（下河）诸市、县。很明显，阜宁属于下河地区，是淮剧发源地之一。阜宁，为江淮方言区之一，属北语系，受吴语影响，无卷舌音。因水土差异，有“水腔、旱调”之别。这为淮剧腔调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方言基础。淮剧的腔调虽以建湖方言为准，但不可否认，其中含有大量的阜宁方言，并成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据考证，明末清初的“三可子”应是淮剧之发端。何谓“三可子”？香火戏、徽戏与门叹词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产生的艺术品种也。阜宁自古巫风极盛。明清以来，下河凤谷（今属阜宁县罗桥镇）、流均（今属淮安市）乃至射阳河两岸为僮子者甚众，为儿童“过关”、大人“求星”、新居“安宅”等多种“香火会”，内设花坛，外扬门幡，请神念偈，斫刀披红，击鼓串铃，载歌载舞，以为驱邪纳吉、酬神祭鬼之巫觋仪式。为娱会众，于会末渐有僮子妆扮人物演唱巫书、神书和劝世文中的故事。这种演唱形式就是香火戏。徽戏源出于汉调，初流行于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清乾隆时四喜、三庆、春台、嵩祝四大徽班相继进京，道光、咸丰年间与汉调融合而演变为京剧。解放后，地方戏获得发展，徽戏定名为徽剧。清时，因包括阜宁先人在内演唱的香火戏只能以其乡音土调博得下层社会喝采，而不能为上层社会青睐，故与徽班同台演出，这样能兼顾各阶层欣赏情趣。所以，淮剧受徽戏影响很大，并汲取了徽戏中很多营养。相反，徽戏亦受香火戏影响颇深。有许多徽戏艺人竟然纷纷改行唱香火戏，逐步形成盐淮小戏（淮剧的艺术胚胎）。在这些改行唱淮戏的艺人中，有不少是阜宁人，如谢长钰、周庭福、周二娘等。谢长钰是阜宁沟墩人。周庭福是阜宁周桥人。周二娘具体是何地人，已无从考证，但肯定是阜宁人。因周二娘擅演青衣，表演细腻、逼真，故苏北流行着“周二娘小戏--格式多”的歇后语。门叹词是穷苦艺人沿街卖唱、挨门乞讨的一种属于说表形式的演唱，无乐器伴奏，只以竹板击拍。曲目有《银纽丝》、《剪剪花》和《十送梁兄》等。门叹词介入淮剧较晚，但对淮剧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演唱门叹词的艺人也有不少是阜宁人。据清《淮安府志》载：“漕运帆樯，首尾相衔，绵亘数省”。这是说当时的淮安水路舟楫极为便利。而清时淮安府就包括阜宁在内。在两淮之间演唱门叹词的能没有阜宁人？门叹词的曲调来源于民歌、号子。淮地自古以来，人文荟萃，上古为淮夷之地，春秋为吴越，后为楚，汉唐时以煮盐业名闻天下。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吴、越、扬、楚有四场，海陵、盐城有十监”。1194年，黄夺淮后，里下河地区遂成泽国，因荒年无收，盐民生活雪上加霜。当时民歌唱：“前世不修，生在海头，晒煞日头，压煞肩头，吃煞苦头，永不出头。”这一方面是包括阜宁人民在内的当时的真实生活写照，同时也说明盐阜人民在漫长的岁月和辛苦的劳作中，总有一种顽强、乐观的精神。他们总是习惯于随口哼起民歌、田歌、号子，以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民歌、号子正体现了盐阜人民的艺术才华。可见，在明、清时，阜宁的先人就已经不知觉地参与了淮剧的创业。而后辈薪火传承正是得益于这种历史的文化遗传基因。
　　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淮剧的演唱在解放前，上追溯至清朝，原是一种谋生手段。唱门叹词沿街乞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即使发展到江淮戏阶段--该戏曲剧种已成气候，许多艺人到处流浪，草台班子遍地皆是，也还是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北盐阜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淮剧（淮戏）才真正成为服务于人民大众和革命事业的艺术，产生了质的变化。1943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盐阜区各县都成立了文工团。阜宁县各乡镇业余剧团纷纷建立，兴起了一股演唱淮戏的热潮。阜宁县文工团创演的淮戏尤以《渔滨河边》、《照减不误》、《刘桂英是朵大红花》最为出名，曾风靡整个盐阜大地。这时的淮戏曲调也有了改革和发展，〔新淮调〕、〔新拉调〕、〔新悲调〕等相继演唱，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创唱的〔大红花调〕已成为本剧种的主要曲调之一。优秀淮剧剧目的创演与优秀淮剧艺术人才的成长总是成正比的。这一时期，在阜宁涌现出一批优秀淮剧艺术工作者，如黄其明（编剧）、顾鲁竹（编剧）、钱相摩（编剧）、雪飞（表演）等。盐阜区党政军各级领导十分重视淮戏工作。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曾多次观看淮剧剧目，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一师政治部主任钟光期代表苏中区党委，向阜宁县文工团赠送了政治、文艺书籍。三师师长兼苏北区党委书记黄克诚奖给《照减不误》的编剧黄其明派克钢笔一支。1944年9月，盐阜区党委宣传部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各县文工团骨干培训班。剧作家阿英和盐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阑西多次为学员讲课。
　　建国后，阜宁县委、县政府始终保持党的重视淮剧的好传统，一直十分关注淮剧工作。1954年，建立了阜宁县淮剧团。该团自建团以来，创作、改编、整理演出了《旱地稻花香》、《急拿王兆》、《范公堤》、《换良种》、《罗英访贤》、《借兰衫》、《空棺记》、《一字值千金》、《剖腹记》、《画像》等近二百个剧目，多次受到中央、省、市、县的表彰，同时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淮剧艺术人才。“三朵梅”中的两朵--梁伟平和王书龙都是在阜宁淮剧团成长起来的。被誉为“阜宁戏剧界两大才子”的吕行、田润斌，已有前述。就连原籍苏州的著名剧作家吕庆余也是在阜宁文化系统工作期间成名的。历届县委、县政府为了培养淮剧艺术人才，先后于1960年、1970年、1976年分别创办阜宁县戏剧学校和举办淮剧艺术培训班。著名演员梁伟平、王书龙、裴立山等都是戏剧学校的学生。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马惠珍曾担任戏剧学校校长，著名编导、淮剧音乐设计田润斌曾担任戏剧学校教导主任。著名编导吕行先生很长一段时期担任县淮剧团团长，既当领导，又当老师。老文艺工作者支英、著名演员陈芳英、著名淮剧音乐设计刘伯强都曾担任过戏剧学校教师。1994年，前阜宁县委书记沈德林召开全县文化站站长会议，对文化工作十分重视，并视察淮剧团，作出重要指示。前县委书记周古城对淮剧艺术人才非常器重。新一届县委书记祁彪，县长尹金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亚都曾视察县文化局，对文化事业尤其是淮剧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党和政府对淮剧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淮剧艺术工作者感受最深。同时也深受鼓舞，化为力量，思图回报。
　　一方水土的哺育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淮剧由于根植于民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淮剧，又是以民为本，即以人民大众为服务对象。阜宁，作为淮剧之乡，这种独特的地方戏曲文化已经走进民间，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娱乐形式，而是溶合到老百姓的生命中去了。他们经常从淮剧中得到历史文化知识，得到人生启迪和经验，从中找到归宿，发现自己。君不见民间遇到婚姻、爱情上的负心人，常指责他说：“看，活脱脱的陈世美！”当赞扬一位清正廉洁的好官时，便说：“真是个包青天！”当一对恋人决心冲破阻力，追求幸福爱情时，常常说：“我们决不做梁山伯和祝英台。”当思想开明的父亲尊重儿女的婚姻权利时，说：“你放心，老子决不做老法海。”还有的大人教育小孩子说：“乖乖呀，你可千万不要学那个古装戏里的花花公子，要向人家状元学习，将来考大学。”还有些群众竟然在宗教信仰上也受到淮剧的影响，因为淮剧剧目中经常出现有关佛教或道教的小故事。由于淮剧的影响之大，故而在阜宁城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淮剧观众群，每逢县淮剧团或外地淮剧团来阜上演剧目的时候，淮剧观众从四乡八镇涌来，络绎不绝。笔者很清楚地记得，80年代初，益林人民剧场上演了建湖县淮剧团演出的《白蛇传》，周围农村观众直把益林东街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饭店、商店生意猛增几倍，跟着沾光。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淮剧艺术工作者受到一方水土的滋养，同时又在与人民群众贴近的过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是阜宁的淮剧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浓烈的淮剧氛围以反哺的回报效应给阜宁带来博大的文化关怀，又形成良性循环，使土生土长的阜宁人从小就受淮剧文化的熏陶。试想，如果“三朵梅”出生在其它地方，也许就不会成为淮剧表演艺术家，正是因为他（她）们从小就受淮剧的影响，耳濡目染，进而爱好上淮剧，亲自学唱淮剧，然后在“兴趣”这位伟大导师的引导下，经过艰苦努力，一步一步走向艺术殿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