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在淮剧里的村庄

　　悲情天性与美好向往，贫民本质与拜官情结，是淮剧的双重品格。这是淮剧与其他地方剧产生不同叙述风格的根本原因。同样是《琵琶记》，在秦腔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悲剧结局。秦腔让赵五娘上京寻夫时，被狠毒的相爷差人用马踩踏，差点丧命。用心歹毒的相爷又请皇上钦赐“贞孝可嘉”皇匾，封赵五娘为弥陀主持，想永绝其俗念。心力交瘁的赵五娘，最终倒在血泊当中，含恨而死。而淮剧《琵琶记》的结局却是一个喜剧，让赵五娘到京城向相府千金备述前情，居然感动了相爷和千金，使夫妻得以团圆，然后又请旨归祭，最后皇上下旨，满门荣封，赵五娘便心满意足地穿戴上一品夫人的凤冠霞帔，与牛相爷的千金亲如姐妹，然后两个女人一起跟随她们共同的丈夫蔡伯喈，前呼后拥，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在一派欢乐祥和的锁呐声中，吹吹打打地结束全剧。

　　其实，淮剧这种热衷表现荣华富贵，简直就是给苏北灾民画饼充饥。我倒觉得秦腔的剧情发展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物性格，比起淮剧的结局更加可信。然而，淮剧的这种双重品格，决定了淮剧的情节发展，也决定了赵五娘历经磨难之后的大团圆结局。事实上，像《琵琶记》一样，叙述一个悲情故事，最后却都有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尾，早就成为淮剧情节发展的套路，《莲花庵》、《牙痕记》、《郑元和与李亚仙》等等，这些久演不衰的淮剧传统剧目莫不如此。从本质上看，淮剧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也是悲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虽也能给善良的观众以安抚与慰藉，却是短暂的、临时的，虚构的。因为这仅仅就是一种强颜欢笑，只是一种表达贫苦大众的一种希冀与期望，一旦人们明白这种希冀与期望，其实是一种难以变成实现的幻想，剩下来的也就只能是格外的悲催。

　　故事同样发生在淮安的《蔡金莲告状》，演绎的是书生王文勇、王文虎兄弟在父母去世之后，家中又遭火灾，沦落到祠堂栖身。王文勇奔京赶考，得中状元镇守边关，九年没有音讯。王文勇妻子蔡金莲及弟弟王文虎留在家中，王文虎遭到巳有婚约的老丈人诬陷被关押官牢，发配到了淮安。蔡金莲为救二叔，一路奔波告到了淮安，宁愿滚钉板也要把状告。无巧不成书的是，蔡金莲的丈夫王文勇这时也被朝廷派往淮安就任两淮王，蔡金莲击鼓告状，就是她的丈夫升堂问案。在这里淮剧的“双重品格”得到充分张扬：

　　“忽听得前面金锣响，听说来了两淮王，我喊冤击鼓来告状，斗胆闯进王府堂，蔡金莲不把别人告，告的是马洪毒心肠。求王爷受民状，替良民申冤枉，救我二叔出牢房，捉拿马洪到公堂，申雪鸣冤除暴安良，我朝朝供奉夜夜烧香，王爷的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蔡金莲滚钉板告状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肯定又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只是当苏北民众早已习惯了悲剧性的现实生活，又看惯了喜剧性的淮剧结局时，必然进行两相对比，也必然会更加悲苦。这便是淮剧给观众带来的“画饼充饥”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痛苦肯定会让人更加难以忍受。

　　淮剧的双重品格是苏北民众“乞丐思维”的艺术表达，而这种双重品格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今天的苏北民众还是没有真正摆脱“拜官情结”的影响，或者说现在的水灾虽然不复存在了，但现行的体制和经济的滞后，还没有促使百姓真正摆脱“拜官情结”。正因为如此，这里报考公务员的场面异常的火爆，他们期待着能够像淮剧里的秀才一样，高中状元，加封高官，跳越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