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剧的演变浅析淮剧发展的困境

［摘要］ 淮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地方戏曲的重要流派，承载着苏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魅力。随着社会发展，淮剧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的内在矛盾逐渐显现，成为制约其传承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从分析淮剧形成期与发展期的内涵演变出发，剖析传统淮剧与新淮剧在美学范式上的差异，探讨其内在矛盾，并提出平衡传统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文化内涵；艺术形式；新淮剧运动；戏曲改革；淮剧

引言

淮剧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深刻的传承危机。其核心困境，源于艺术本体内部“写意”传统与“写实”诉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在新淮剧运动与戏曲改革中逐渐激化，表现为程式化特征、地方色彩等文化符号的弱化，进而引发艺术特色消解、专业人才流失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深入剖析这一内在矛盾的生成与演变，探寻淮剧在坚守文化根脉与拥抱时代创新之间的平衡之道，对淮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一、淮剧的发展

淮剧作为苏北地区的代表性地方戏曲，其艺术生命绵延近三百年，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形成期、发展期与新时期三个阶段。

（一）形成期：清中期至20世纪30年代

淮剧脱胎于苏北民间小调，历经“门叹词”“僮仔戏”“京夹徽”等阶段，最终完成了从民间说唱向独立戏曲剧种的蜕变，构建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唱腔上形成了以“淮调”“自由调”“拉调”为主的声腔基础；表演上则通过规范化的行当、服装、化妆与道具，塑造出鲜明的程式化风格，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二）发展期：20世纪30年代至改革开放初期

在新淮剧运动与戏曲改革的推动下，淮剧开启了现代化转型。西方艺术理念的引入，使其在舞台呈现、剧本文学性与表演写实性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这一转型在积累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开启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磨合。

（三）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至今

社会变革与城市化进程深刻改变了淮剧的生存环境。面对多元文化审美的挑战，淮剧在文化推广与市场运作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建立博物馆、举办戏剧节、利用新媒体探索产业跨界融合。［1］然而，这些努力未能扭转其发展颓势。

纵观淮剧发展，形成期与发展期的艺术内涵转变，是构成淮剧新时期发展困境的根本。因此，只有深度剖析其形成期与发展期的内涵演变，解决淮剧艺术形式的内在矛盾，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淮剧《郑巧娇》截图画面）

二、淮剧形成期的文化内涵

形成期的淮剧，在苏北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完成了艺术精神与美学范式的奠基。理解其原生文化内涵，是把握其“写意”本质，并探寻后续发展矛盾根源的关键。

（一）悲剧底色

淮剧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这并非文人墨客的刻意营造，而是苏北地区严酷生存环境的直接投射。清中期，苏北水旱灾害频发、民生凋敝，大量灾民流离失所。［2］淮剧的雏形“门叹词”，正是这些流民以卖唱乞讨为生时，将田间号子与民间小调转化为宣泄悲苦、诉说命运的艺术载体。因此，淮剧从诞生之初，艺术内涵便与底层人民的苦难紧密相连，奠定了其关注现实、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基调。

这种悲剧底色，通过其独特的方言声腔得到了固化与升华。建湖方言作为淮剧的核心语言，属于江淮官话，其显著特点是保留了古汉语的“入声”韵调。［3］入声发音短促、有力，无尾音延伸，天然带有一种压抑、顿挫的情感色彩。以“淮调”为代表的早期唱腔，正是巧妙利用方言的这一特点，将“门叹词”的悲剧内容转化为直击人心的听觉体验，将社会性的苦难升华为具有普遍感染力的艺术悲剧。在这里，语言不仅是工具，更是悲剧美学的物质载体，共同塑造了淮剧深沉、质朴的“写意”底色。

（二）礼教伦理

形成期的淮剧，不仅承载着民众的情感宣泄，更被纳入地方社会的礼教秩序，承担起重要的伦理教化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源于淮剧与“僮仔戏”的深度融合。“僮仔戏”作为苏北地区盛行的祭祀活动，本身就是封建礼教思想在民间的仪式化体现。［4］淮剧在祭祀过程中进行表演，这一过程使其艺术形式与内容均被赋予浓厚的礼教色彩。

在艺术形式上，礼教文化通过一套严格的视觉符号体系得以体现。淮剧的服饰、脸谱色彩开始严格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逻辑，如红色表忠勇、黑色表刚直、白色表奸诈等。这套高度符号化的视觉语言，将抽象的伦理道德观念具象化，使观众在观演之初便能建立对角色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观其色，知其人”的“写意”效果。在内容上，淮剧剧目以宣扬“三纲五常”、善恶有报等儒家伦理为主，讲述民间百姓在礼教规范下的命运沉浮，潜移默化地完成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成为维系地方社会伦理秩序的文化工具。

（三）开放包容

淮剧在“京夹徽”的发展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包容性，这使其在形成期能够迅速崛起、成熟。这种包容性得益于其独特的方言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淮剧所使用的江淮官话，是北方官话与南方方言的过渡，在苏皖等地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为艺术交流扫清了语言障碍。［5］其发源地建湖，清朝时属淮安府管辖。其地处大运河这一南北交通要冲，是漕运文化与商旅文化的交汇点，频繁的人口流动与文化碰撞，为徽剧、京剧等外来剧种的传入提供了土壤。

在“京夹徽”的艺术实践中，淮剧与其他戏曲同台演出。其大胆借鉴了京剧的行当体制与服、化、道规范，丰富了舞台表现力；大量吸收徽剧的经典剧目，扩充了自身剧目库；在艺术碰撞中，催生了自由调、拉调等新唱腔，最终与原有的淮调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声腔体系。［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借鉴与吸收，是在不改变其“写意”美学本质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对自身体系的丰富和完善，而非颠覆。这种不断融合、创新的能力，塑造了淮剧丰富的艺术形态，但也为其日后接受更激进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三、淮剧发展期的内涵转变

与形成期的传统淮剧相比，发展期的“新淮剧”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在新淮剧运动与戏曲改革的推动下，西方“写实”主义艺术理念的引入，与淮剧固有的“写意”传统发生了剧烈碰撞，并最终激化了其内在矛盾。

（一）淮剧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发起了新淮剧运动，将淮剧作为宣传抗战、动员群众的重要文艺武器。［7］一些领导人亲自推动，刘保罗、贺绿汀等大批文艺工作者直接参与创作，为淮剧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8］

这场变革的本质，是以西方话剧、歌剧的写实主义手法改造传统淮剧的写意范式。在音乐上，西方乐器开始加入伴奏，音乐创作更注重与特定题材的氛围相匹配，打破了传统“腔随字走”的单一模式。在舞台上，写实的布景、立体的道具逐渐取代了“一桌二椅”的虚拟空间，而是追求场景的逼真感。在人物塑造上，从传统戏曲中忠奸分明的“扁平人物”，转向通过复杂心理刻画展现内在矛盾的“圆形人物”。这些改变，为淮剧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意识，使其艺术表现力得到极大拓展。与此同时，这种以“写实”为导向的改造，也首次动摇了淮剧以“写意”为核心的美学根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由此公开化。

（二）淮剧的变革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将新淮剧运动开启的转型推向了系统化、制度化的阶段。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的“改戏、改人、改制”［9］，对淮剧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

“改戏”通过整理传统剧目、创作新戏，剔除了封建糟粕，使题材扩展到历史、革命、现实等多个领域。“改人”通过建立戏曲学校，以学院派教育替代传统师徒制，引入了话剧、影视等跨领域人才，带来了全新的创作理念。“改制”则通过制定新型剧团管理制度，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关系。［10］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审美观念被系统地融入淮剧。话剧的“第四堵墙”理论、基于光学原理的色彩运用、生活化的表演方法等，都成为淮剧创新的重要资源。这些措施共同推动了淮剧的现代化转型，但也进一步激化了其“写意”与“写实”之间的内在矛盾。

戏曲改革无疑是淮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使淮剧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获得了新生。然而，从美学角度看，这是一场以“写实”为标准的现代化改造。当传统淮剧的“五行色彩”让位于西方的“光学色彩”，当“程式化表演”被要求服务于“戏剧化叙事”时，其固有的“写意”符号体系和文化基因便被不断弱化。这种由外向内的戏曲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传统精神的式微为代价的，这使淮剧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激化。

四、淮剧的内在矛盾

淮剧的内在矛盾，本质是“写意”与“写实”美学范式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贯穿于淮剧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的方方面面。

（一）从“伦理教化”到“人文关怀”的内涵转变

1.形成期的传统淮剧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其文化内涵以儒家礼教为核心，强调伦理秩序、道德规范与因果报应，艺术功能侧重于“伦理教化”，并通过剧目内容和表演形式进行展现。其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基础，同时也体现了佛教的因果、慈悲，以及道家的自然、和谐等思想。

2.发展期的新淮剧是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转化的产物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民族危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内涵转向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作品内涵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人文关怀”。新淮剧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淮剧唱腔的同时，融入了现代的价值观和表现手法，使其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

这种文化内涵的转向，导致淮剧价值取向的根本性重构，造成了新旧作品在精神内核上的断裂。这一断裂直接撼动了传统淮剧艺术形式与内涵的有机统一，最终引发了新淮剧与传统淮剧之间不可调和的审美隔阂。

（二）从“写意”到“写实”的形式矛盾

1.音乐的功能性经历了从“抒情”向“叙事”的转化

传统的淮剧音乐为板式变化体，强调“腔随字走”的声腔美学。其音乐功能是为程式化表演提供情感化的背景音乐，重在“抒情”。随着西方乐器的不断加入，新淮剧逐步融合了西方音乐的表达理念，交响乐、电子音效等逐渐出现在淮剧的舞台上，致使淮剧传统板式结构逐步被打破。其音乐功能转向配合剧情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戏剧冲突等，重在“叙事”。音乐从情感的“灵魂”变为故事的“仆从”，两者在音乐功能与表现方式上存在方向差异。

2.色彩逻辑呈现出“符号化”与“真实性”的对立

传统淮剧以阴阳五行为核心，通过脸谱、服饰的程式化色彩，将色彩与角色身份、道德属性直接绑定，形成色彩“符号化”特征。新淮剧则借助西方光学原理及色彩心理学，通过冷暖色调的对比、补色之间的色彩关系，借助服饰、舞台、灯光及科技手段追求色彩的“真实性”。两者矛盾的本质在于，传统淮剧色彩是“表意”的符号，而新淮剧色彩是“造境”的工具，在功能与审美逻辑上存在根本差异。

3.角色表演呈现出“程式化”向“生活化”的过渡

传统淮剧通过动作的反复提炼，结合色彩的象征性以及道具的虚拟性，使其表演具备高度的“程式化”特征。它能够突破舞台空间的限制，创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新淮剧则借用了话剧、影视等表演技巧，在相对真实的舞台上呈现强烈的代入感，表现出动作的“写实性”特征。前者是“舞”出来的戏，后者是“演”出来的戏，两者在表演手段与应用技法上存在形式差异。

传统淮剧的“抒情”“符号化”“程式化”，遵循的是意境之美，通过“写意”手法营造出一种空灵、超脱的艺术氛围。新淮剧的“叙事”“真实性”“生活化”，则更加注重“写实”的情节再现。两者之间的矛盾，直接外化为淮剧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困境。

五、淮剧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淮剧“写意”与“写实”之间的冲突，给淮剧的传承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困境。淮剧的未来在于能否在“写意”的根脉上嫁接“写实”的新枝。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探索一条融合共生的新路径。

（一）传承与发展的现实困境

1.淮剧的传承困境，核心在于专业人才的流失与传统技艺的失传

新淮剧改革在丰富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深刻矛盾。一些传统淮剧的艺术特色，如杂技成分、地方特色脸谱等，在新淮剧中被逐渐放弃，导致一些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这种矛盾局面使传统淮剧专业人才对新淮剧的发展方向产生困惑，并进一步加剧了专业人士的缺乏与流失。更深层次看，这源于文化符号的弱化与身份认同的模糊。传统淮剧中的五行色彩体系、音乐的板式变化、表演的程式化等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地方文化内涵。然而，新淮剧在色彩、音乐、表演上借鉴西方话剧与写实手法，严重削弱了自身文化标识，使其作为“淮剧”的独特身份岌岌可危，非遗的“活化利用”也因此失去了根基。

2.淮剧的发展困境，集中表现为受众群体的分化与市场需求的失衡

这种分化与淮剧的综合性艺术特征密不可分。老年观众经历过戏曲改革，其审美记忆与“新淮剧”深度绑定，欣赏习惯以“听”为主，更多是在感受淮剧文化的经典韵味。而年轻观众缺乏戏曲积淀，其兴趣点在于“看戏”，更多被独特的脸谱、服饰、程式化动作等视觉符号所吸引，更加注重“视听融合”的特色化感受。淮剧作为综合性艺术，其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新淮剧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量变革后，打破了人们在心中长期形成的固有印象。当前的淮剧创作既难以完全满足老观众的“怀旧”需求，也未能有效打造出吸引年轻观众的“新经典”，导致受众市场不断萎缩、分化，使其在时代发展中步履维艰。

（二）回归本体的路径探索

从淮剧发展演变的角度看，以“写意”美学范式为核心的传统淮剧，是艺术形式与内涵高度统一的文化精髓。回归本体、重塑“写意”精神，是淮剧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

重塑“写意”精神，需重新审视并激活淮剧固有的“写意”美学基因，如程式化的表现手法、象征性的视觉符号、声腔的独特韵味、传统的色彩寓意等。应将这些美学基因视为淮剧艺术特征的核心，而非改革的负担。同时，可借鉴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写意”美学表现手法，如国画的“得意忘形”、书法的“舒展意气”、园林的“境生向外”等。这些艺术形式的“写意”理念，对淮剧在新时代重塑“写意”精神具有重要的启发。

在融合“写实”元素时，应秉持审慎态度。对于现代舞台技术、写实表演手法等，淮剧可适当借鉴，但其运用必须服务于淮剧的“写意”表达，而非取而代之。例如，灯光可用于营造意境，而非仅作为照明工具；写实布景可借鉴园林的意境构成，而非单纯追求真实感；写实动作表演可借鉴古典舞蹈的韵律，而非生活化再现。

在坚守淮剧艺术形式特色的同时，亦需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当前，传统文化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亟须创作出既能体现淮剧艺术魅力，又能反映当代人生活、情感与思考的优秀剧目。唯有如此，传统艺术形式才能承载时代精神，真正打动新一代观众。

总结

淮剧的发展困境，根源在于艺术本体内部“写意”传统与“写实”诉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并非简单的“好”与“坏”或“进”与“退”的对立，而是两种不同美学范式、两种文化价值取向的深刻碰撞。淮剧的发展历程表明，其艺术特征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不断调整。要破解当前困境，必须超越“写意”与“写实”的二元对立，探索融合共生的新路径。未来的发展，不应是单向的“写实化”改造，也不应是故步自封的博物馆式保护，而应是在深刻理解两种美学精髓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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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张榕.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23.

［9］丁徽.八十年代“戏剧观大讨论”与剧团体制改革［D］.开封：河南大学，2013.

［10］刘乃崇.“改戏、改人、改制”给我们的启示［J］.中国戏剧，1900（1）：38-3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传统淮剧色彩融入文化创意设计研究”（项目编号：2024SJYB1398）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作者简介：胡嘉（1983—），男，汉族，山东枣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传统文化、数字媒体、动画。

曹文军（1986—），女，汉族，山东济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视觉设计、数字媒体。